近日，英國蘇格蘭、威爾士和北愛爾蘭三地首席大臣在卡迪夫齊聚一堂，聯合舉行“脫英”會晤。三人以政黨領袖身份簽署諒解備忘錄，宣稱“威斯敏斯特的時代正在結束”，要求英國中央政府承認三地民眾有權自行決定其憲政前途。蘇格蘭首席大臣斯溫尼與北愛爾蘭首席大臣奧尼爾還聯合呼籲舉行公投。
這是英國歷史上首次出現三地分離主義力量聯合向倫敦施壓。
英國首相伯納姆回應稱，第二次蘇格蘭獨立公投“不在考慮範圍內”，北愛爾蘭內部支持公投的聲音也沒有形成多數。工黨和改革黨批評威爾士黨想拆散英國，北愛民主統一黨指責奧尼爾“武器化”首席大臣角色。特朗普支持愛爾蘭統一的言論，則進一步推高英國憲制議題熱度。
三地“脫英”情結的歷史根源各不相同。
蘇格蘭的獨立情結根植于其制度自治傳統。1706—1707年，蘇格蘭議會與英格蘭議會先後通過《聯合法案》，兩地合併為大不列顛王國。《聯合法案》雖然取消了蘇格蘭議會，卻保留其宗教、教育與法律體系，蘇格蘭得以維持鮮明民族認同。20世紀60年代，北海石油的發現，增強了蘇格蘭主張獨立的聲音。北海95％的油田和60％的氣田位於蘇格蘭水域，油氣收入卻歸英國政府。1979年，為回應蘇格蘭日益增長的自治訴求，英國政府舉行權力下放公投，但並未獲通過。1997年，英國再次舉行權力下放公投並獲得通過——在此基礎上，蘇格蘭議會于1999年重建。英國“脫歐”後，英國議會多次在蘇格蘭議會反對下立法，被蘇格蘭政府視為對權力下放的嚴重侵蝕。當前，斯溫尼政府不僅尋求第二次公投，還要求更公平的財政安排，並借憲制議題迫使倫敦在移民、能源、經濟等保留領域作出讓步。
威爾士的“脫英”情結則以文化自治為核心。1536年《英威聯合法案》未保留威爾士獨立制度體系，其民族認同更多依託語言文化。19世紀末，威爾士民族主義目標是“聯合王國框架內的平等，而非脫離”。1925年威爾士黨成立後，長期聚焦保護語言文化，1930年才轉向支持自治。20世紀下半葉，特裏韋林河谷水庫等資源爭議激發民族情緒。1997年英國權力下放公投通過後，威爾士議會成立，但初期權力遠小于蘇格蘭議會。2026年5月，魯恩·約沃思成為威爾士首位來自威爾士黨的首席大臣後，雖排除本任期內舉行獨立公投，但要求英國下放警務、青年司法等權力，並一再呼籲改革分配公共支出的巴尼特公式、爭取更公平的資金補貼。
北愛爾蘭的情況則最為複雜。其“脫英”情結直接源於英國殖民統治及族群、宗教裂痕。12世紀，英格蘭入侵愛爾蘭。16世紀宗教改革後，英國招募新教徒在阿爾斯特建立“種植園”，天主教徒財産被沒收、權利被剝奪。19世紀，阿爾斯特東北部迅速工業化，南部仍以務農為主，南北經濟差距擴大。1920年《愛爾蘭政府法》將愛爾蘭分為南北，北愛六郡以新教徒佔多數。1922年《英愛條約》建立愛爾蘭自由邦，北愛選擇退出，分區固化。此後半個世紀，天主教少數群體在選舉權、住房、就業等方面遭受系統性歧視。1960年代末，民權運動遭鎮壓，北愛問題進入國際視野。1998年《貝爾法斯特協議》確立“同意原則”和權力分享，但邊界公投觸發機制模糊，族群對立至今未消。當前，新芬黨一方面推動統一議程，另一方面也利用邊界公投機制向倫敦施壓，爭取更多財政支持和公共服務資源，同時要求改革北愛權力分享的運作方式。
總體來看，三地尋求獨立或加強自治的歷史根源各不相同，同時也存在高度相似的現實考量，即都試圖迫使英國中央政府下放更多權力、加大資金補貼、爭取公平財政安排，並把憲制議題作為增加談判籌碼的工具。這也是三地首席大臣能夠在卡迪夫會晤的重要原因。
2014年蘇格蘭獨立公投風波會重演？
與2014年蘇格蘭獨立公投相比，此次事態既有相似之處，也有明顯不同。相似之處在於，推動蘇格蘭獨立公投的主要政治力量仍為蘇格蘭民族黨。不同點在於，2014年蘇格蘭舉行獨立公投獲得了倫敦的同意，而如今英國首相伯納姆明確拒絕蘇格蘭舉行第二次獨立公投。
2022年英國最高法院裁定，蘇格蘭議會無權未經倫敦同意自行舉行公投。因此，三地民族主義政黨領導人簽署的備忘錄無法律約束力。儘管蘇格蘭試圖把英國“脫歐”和英國政府拒絕同意公投視為“實質變化”，但威爾士並不急於舉行公投，北愛的公投機制也比較模糊。
此外，蘇格蘭民族黨在2026年選舉中席位雖多，但得票比例下降，僅靠綠黨才維持議會多數。因此，此次三地首席大臣會晤，難以重演2014年蘇格蘭獨立公投的風波，更多是為協調施壓、爭奪話語權造勢。
英國尚未啟動分裂“倒計時”
短期來看，英國分裂的可能性不大。首先，三地舉行獨立公投的門檻高：蘇格蘭公投需倫敦同意；北愛公投需北愛事務大臣認定“看起來很可能多數投票者會支持愛爾蘭統一”；威爾士黨則自己排除2030年前舉行公投。其次，三地獨立民意支持不足。有民調顯示，威爾士獨立支持率約為32％，北愛統一支持率約為36％，蘇格蘭獨立支持率未達60％的穩定多數。再次，英國央地政治優先項各不相同。伯納姆政府當前聚焦改善社會民生的“實際措施而非憲制變革”；斯溫尼面臨財政缺口和黨內醜聞；威爾士黨要應對改革黨崛起；新芬黨更關注北愛議會選舉。最後，經濟前景的不確定性使支持獨立的敘事難以迅速佔優。
長期來看，若英國經濟持續低迷、公共服務惡化，改革黨進一步分裂聯合派，或倫敦長期拒絕公投，英國中央政府面臨的憲制變革壓力可能上升。當前，卡迪夫會晤的象徵意義更大，但也顯示“聯合王國是否可持續”已成跨地區的議題。
卡迪夫會晤是英國三地自主情緒的集中表達，但並非英國分裂的倒計時。三地民族主義領導人首次同臺掀起輿論熱潮，但法律、民意與經濟約束決定了英國短期內分裂的可能性不大。未來走向取決於倫敦能否用實質權力下放和公平財政安排回應不滿，否則長期壓力仍會繼續積累。（作者係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亞研究所副研究員劉晉）
編審：高霈寧 蔣新宇 張艷玲